全球及北美主要航空公司罢工风险分析

  一般来说，只要航空公司雇员没有加入工会，或公司总部所在国法律限制工会罢工权利，就比较少有罢工风险。可以从以下几类来理解： 1. 中东三大航空 阿联酋航空（Emirates） 阿提哈德航空（Etihad Airways） 卡塔尔航空（Qatar Airways） 这些航空的总部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卡塔尔，当地劳动制度对工会组织和罢工几乎不允许，所以罢工风险极低。 2. 部分亚洲航空公司 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 国泰航空（Cathay Pacific）（香港的工会存在，但罢工行动极少，近十年几乎没有大规模罢工） 大韩航空、韩亚航空（韩国虽有工会，但罢工少见，通常影响有限） 日本航空（JAL）、全日空（ANA）（有工会，但日本工会行动一般比较温和，罢工极少，常以“象征性罢工”或谈判妥协为主） 3. 中国大陆航空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等 由于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基本完全没有工会罢工风险。 4. 低成本航空的一些情况 东南亚的廉航（如亚航 AirAsia、酷航 Scoot）通常没有强大工会，罢工风险低。 欧洲廉航（如瑞安航空、易捷航空、Wizz Air）则经常发生罢工，因为欧洲工会势力较强。 小结： 如果你希望最大限度避免罢工干扰，可以优先选择 中东三大（Emirates、Qatar、Etihad） 和 中国大陆航空；其次是 新加坡航空、日本航空公司，它们虽然有工会，但罢工非常少见。 罢工风险最低的国际航空公司排行榜 零罢工风险级（几乎不可能罢工） ，这些航空所在国家几乎不允许工会罢工，或公司制度完全避免： 阿联酋航空 Emirates（阿联酋） 阿提哈德航空 Etihad Airways（阿布扎比） 卡塔尔航空 Qatar Airways（卡塔尔） 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海南航空（中国大陆） 特点：从未出现过罢工新闻。 极低风险级（基本不会影响航班）， 这些航空有工会，但文化或法律环境决定罢工极少： 新加坡航空 Singapore Airlines（新加坡） 日本航空 JAL、全日空 ANA（日本——常见“象征性罢工”，基本不影响航班） 大韩航空、韩亚航空（韩国——工会存在，但罢工次数极少） 特点：亚洲文化倾向于避免长期罢工，乘客几乎不受影响。 低风险级（罢工可能发生，但概率较低） 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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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等于放任，互惠才有平衡 ------ 本次关税战的理论指导《Balanced Trade》

 


《Balanced Trade》一书由 Jesse T. Richman、Howard B. Richman 和 Raymond L. Richman 合著，（爷爷，父亲和孙子三人）。


        初版于2014年，围绕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带来的经济代价展开剖析。作者认为，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在理想化的经济模型上，忽视了现实世界中贸易失衡所造成的实质伤害。他们强调，“平衡贸易”才是实现长期经济繁荣的关键。


 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1. 问题分析：指出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主要来源于他国的“新重商主义”（如中国的汇率操控、出口补贴等）、私人资本流入与国内储蓄不足等因素，进而引发产业空心化、创新能力衰退、中产收入下降等问题。
  2. 政策失败：批评经济学界的“自由贸易万能”信条误导政策制定，美国政治体系和美联储的失职也未能有效应对贸易失衡。
  3. 解决方案：提出“对等贸易”（reciprocity）与“比例关税制”（Scaled Tariff）等制度安排，作为应对贸易不平衡的自动调节机制，以确保互惠互利的贸易环境。

作者指出，自由贸易只有在各国市场规则大致对等的前提下，才能带来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而在现实世界中，一些国家通过汇率操控、出口补贴、国有企业保护等“新重商主义”手段，在全球市场中获得不对称优势，导致贸易持续失衡。


关于对等关税：

  1. 对等关税并非保护主义工具，而是抵御非市场行为的防御性政策；
  2. 它的目标是实现交易条件的对等（reciprocity of concessions），而非一味加税； 
  3. 对等关税的存在能迫使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回归公平贸易体系，从而实现长期贸易均衡。

并进一步提出了“比例关税制”（Scaled Tariff）这一自动调节机制，具有高度制度创新性。其核心逻辑是：

  1. 每年统计与一国的贸易逆差规模；
  2. 按比例对该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统一关税（例如逆差1000亿美元，则对其出口商品统一征收10%）；
  3. 关税将在双边贸易趋于平衡后自动降低甚至取消。

这一机制的好处在于：

  1. 规则明确、非歧视性，不会被WTO轻易裁定为违规；
  2. 可预测性强，企业可提前调整供应链应对；
  3. 鼓励他国扩大对美进口或开放本国市场，而非仅靠政治谈判。

        美国总统川普近期提出的“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实质上完美呼应了《Balanced Trade》中主张的“贸易互惠”和“对等关税”理念。川普政府强调，如果他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不平衡（美国贸易逆差），则美国应对该国征收相应的高额关税，以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从实际公布的税率来看，针对的主要是中国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而川普团队在对等关税的税率计算方法上更是遵循了该书的“比例关税制度”建议，依据的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比例，而不是关税不平衡比例。这一政策手段既有利于自动矫正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更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防止利用相对低税率国家进行转口贸易以规避新高额关税的自动调控机制。越南在最近与美国的关税谈判后立刻表示要严格控制转口贸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也结合了《Balanced Trade》一书对传统自由贸易框架的质疑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应用。他批评中国长期利用货币操纵、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攫取美国制造业，并通过关税手段试图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这种政策虽然争议不断，但与《Balanced Trade》中主张的反制重商主义、通过制度设计自动矫正贸易赤字不谋而合。


政策与未来走向分析

  1. 短期趋势：中美双方可能仍将陷入低烈度但长期化的贸易摩擦。尽管表面恢复谈判，但对抗性制度安排（如出口管制、关税壁垒）可能保留。
  2. 长期影响：美国可能持续推进供应链“回流”与“去风险化”战略，更多采用《Balanced Trade》中建议的结构性调整；中国则会加速向内需驱动型增长转型，同时寻找替代市场降低对美依赖；全球贸易秩序将朝着“区域化、多极化”演进。


结论

《Balanced Trade》为美国长期贸易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其核心理念——“自由不等于放任，互惠才有平衡”——在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中很好地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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